杀人不闻声：朱元璋大杀贪官致官场瘫痪（2）

因为人才奇缺，朱元璋在《大诰》中制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法律，强迫知识分子做官。《三编》稍为宽容，但是所记载的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至四犯的人还是达到364人。大难不死而还职的官员，大多身负斩罪，照常上班做事。

贵溪的知识分子夏伯启叔侄两人，砍断左手大拇指，发誓不做官，被朱元璋杀掉抄家，以避免其他的狂人愚夫群起仿效。

元末翰林学士李征臣是头犟牛，死活不愿意在朱元璋手下做官。朱元璋把他的家属全部杀光光，把他发配到宁夏充军。人一旦充军，他的后代都得世代做军人，为国戍守边疆。朱棣上台后，看他实在可怜，把他接到南京，又逼迫他做官。李征臣说，原来我拒绝做官，全家都被杀了，现在孤身一人，何必还要做官？朱棣拿他没办法，问他想到哪里去？他说不愿意回家乡，因为他无家可归，家里人早死绝了。还是愿意回到充军的地方。这也太凄惨了！于是朱棣免去他的戍籍，让他去老朋友的私立学校教书。

做官到哪里任职，全凭朱元璋说了算。苏州的知识分子姚叔闰、王谔，受人举荐，朱元璋想重用他俩，安排他们到南京做官。可是这两个人弄不灵清，不想去南京，只想留在苏州混混日子。不去，总得有理由吧？他俩就勾结苏州府官员张亨等人，说已经在苏州找到一份文职工作，就在苏州拿工资，不到南京就职。朱元璋看他们这么不听话，将他俩枭首，家产抄没。

做了官不能随便辞职，否则安上“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在所难免。程朱理学家李仕鲁因为辞职被摔死，即是明证。

2. 郭桓贪污杀光光

死亡人数：数万人

案件结果：许多机构瘫痪

明代的官员为国家辛苦打工，工钱却很低。清廉正直的官员养不活一家人，自己死时像海瑞一样，连棺材板都买不起。“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有些官员正是抱着这种错误的侥幸心理，为让自己过得好点，做点小动作，揩点公家的油，结果搭上自家性命。

1385年五月，一场腐败大案浮出水面。

涉案主角是郭桓，时任户部侍郎(副部长)，主持户部工作。

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有人贪污官粮。朱元璋得知，北平二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与郭桓狼狈为奸，上下串通，贪污官粮。

于是，命令法司严刑拷打。

主刑官是吴庸。郭桓饱受皮肉之苦，什么证词都有了——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全都跟我是一伙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富商说了一大堆。

主审官们也全信了，于是定罪：郭桓等人在收浙江西部秋粮时，应上缴450万石公粮。但是郭桓等人只上缴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钞票，折合粮食200万石，还有190万石没缴纳。郭桓等人收受浙江西部等府送上的50万贯钞票的贿赂，纵容黄文通等府、州、县的官员私分公粮。应天府等5个州府，数十万石公粮被官员郭桓、张钦等私分。

这样算起来，郭桓侵盗国家粮食700多万石。而根据《大诰》的说法，有2400多万石公粮被这些蛀虫贪污。

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是不可信的。但是，朱元璋宁愿相信这是真的，杀贪官多过瘾啊！追赃多痛快啊！

于是将他们全部逮捕。户部整个衙门全部完蛋，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全部杀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处死。

随后在全国各地追赃，强迫缴纳官粮700万石，总之不管抓多少人、杀多少人，非得把数量凑够才可以。全国各地血雨腥风。各省布政使等大小官员、江浙富豪、家里有点钱的，入狱被杀，数量多达数万人。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大多因此破产，特别是浙江一带，很多人被抄家，富豪大族几乎全部被消灭。

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是不敢明骂皇帝，而是迁怒于审理案件的主刑官吴庸。吴庸就成了众矢之的。

御史余敏、丁廷举将刑讯逼供、民怨沸腾的情况向朱元璋汇报。为平息天下人的怨气，朱元璋将吴庸等人杀了，并假惺惺地说：“我下诏让你们清除奸人，你们反而干坏事扰民，今后凡有这样的事情，一律遇赦不宥。”

这完全是朱元璋小题大作、捞财害命、乱杀一气。

刑讯逼供，永远得不到真相。

3. 空印无罪除头头

案件结果：各地衙门一二把手全倒霉

1382年，兴起空印案。这是朱扒皮一手炮制的大冤案。

每年各省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核对钱粮、军需等，户部进行审计。

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一升一合、一分一毫对不上，整个会计簿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很麻烦，账本要盖上地方政府的公章才行。从南京回到地方上重新盖章，一去一来要花很长时间，比如贵州的、新疆的，骑马到南京，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赶不到。

因为路途遥远，地方官员就带上备用的空白账本，先盖好公章。账本一旦被户部打回来，没有过关，就立即重新填写。这种做法就跟使用空白发票一样，先盖章后填写，虽然不符合程序，但也情有可原。这在明朝已经成为惯例，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人在意。

1382年，朱元璋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他却在意了，勃然大怒，感到是大事一桩，地方官员统统在欺骗他，其中必有奸情。他是最恨贪污的，于是他的大头症又犯了，怒不可遏，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无限上纲上线。

他下令将郡守一级掌管公章的一把手或者会计师一律处死，二把手杖100下、充军边疆(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大家公认的好官，也在此案中蒙冤而死。

当时胡惟庸案还没了结，人们夹着尾巴自保，几乎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字。这时候，居然跳出两个不怕死的人，来跟皇帝论理。

一个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他拼死上书，陈述空印案冤情：

“空印文册完全是权益之计，留着备用，实行已久，不算什么罪过。人才难得，朝廷培养一名干部，几十年才能成材。人死不能复生，朝廷这么无休无止地杀人才，真为朝廷毁弃人才感到悲哀！”

朱元璋又是大怒，追查是谁唆使他来说情的。

郑士利说：“我为国家建言献策，即使是死，我也要说！没有主谋！”

朱元璋当然不信，把他处以杖刑、充军，罚作苦工。

另外一个敢讲真话的是山西太原官员叶伯巨，不过真话一般都不好听。1376年，叶伯巨引用空印案的例子，劝朱元璋少杀无辜，批评皇帝过度依赖严刑峻法，还说皇帝“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预测燕王朱棣将来肯定会篡位。虽然句句说在点子上，但终究是揭短，朱元璋又气不过，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后来把他关进刑部监狱，活活饿死。

经过郭桓案和空印案两场大案，许多无辜的官员死于非命。

朱元璋大杀贪官，最后被证明完全失效，贪官永远是杀不完的。贪官越杀越多，朝杀暮犯，前仆后继，杀来杀去，怎么都杀不完。贪官如啖饮食，照样犯罪，一点都不害怕。

对朱元璋大开杀戒的做法，继位的建文帝不以为然，锐意改弦更张，鼓励大臣纠正司法不公。他把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叫到榻前说：“近年法司很滥，朕怎么不知道？他们所判决的大逆不道罪名，往往舞文弄法，把无罪的人弄成有罪，先帝(朱元璋)多次严厉禁止。所以死刑一定要四五覆奏，而法司甘为酷吏而不知羞愧。从今以后审重囚，你们三人一定要去参加审理，有冤枉的，即使是小事情，也要向我报告。”这样，才阻止住了滥杀无辜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