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不同版本

01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事件记录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召见日本驻苏大使，通告苏联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时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9时8分，麦克阿瑟以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后是接受投降的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签字结束后，上千架美军飞机从东京湾上空呼啸而过，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投降书的签署，正式宣告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落日》节选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10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9点18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1933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9点18分。现在14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离去。在他们还没有离舰时，11架超级堡垒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飞到“密苏里”号上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隆隆机声中，我正在数架数时，只见后面黑影簇簇，蔽空而来，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顷刻间都到了上空，然后向东京方向飞去。大战中空军将士厥功甚伟，理应有此荣誉，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参加敌人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20岁满脸孩子气的水手，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同伴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犹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大公报》记者朱启平1945年9月3日写于横须贺港中军舰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他的办公室内提前录制的《终战诏书》被播放，这被看作是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的标志。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图为日本投降签约代表团狼狈地登上“密苏里”号。

02

远东军事法庭庭审

事件记录     

    在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又称“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代表组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
    判决书指出，日本暴行的证据为数众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法庭只能就确定大批屠杀并虐待战俘与和平居民的罪行及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战争犯罪的各种证据，作出一般的结论。
    1.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被杀人数就达30万人以上，还不包括被日军焚烧的尸体、投入长江或用其他方法处置的人。日本法西斯奸淫烧杀，劫掠财物，无恶不作。
    2.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屠杀：他们曾在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泰国的琼蓬角、荷属东印度的望涯群岛、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爪哇的加达尔巴士等100多个地方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其暴行骇人听闻。例如：日军将妇女强奸后，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点火焚烧。
    3.拷问和其他非人道待遇：日军在其铁蹄所及之处，对被拘禁的俘虏与和平居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烙刑、电刑、悬吊、坐钉板等。
    4.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实施解剖活人暴行的不仅有日本军医，还有其他军人。如在菲律宾，日军抓住了一个年轻妇女，将她的乳房和子宫割去。1944年底，日本第十八军司令部曾发出命令，让部队吃盟军的尸肉。

 

梅汝璈日记之“远东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天”  

    在读庭长开幕词的时候，我仔细用目光扫射了一下法庭的情形。 
    在法官台的下一层坐的是法院秘书长、干事长、书记官和各法官的秘书。方秘书坐在靠右手的第三个位子。 
    面对着法官台和秘书座，是检察官席，季楠检察长坐中间，中、英、苏、澳、加、法、纽（新西兰）、印、菲各在长方桌子两边坐着。检察官席之左右也是两张大长方桌，一张坐的是被告律师，一张坐的是法院记录和翻译人员。发言放大器置于检察官席和被告律师席之间。 
    在这三张大方桌之后，面对着法官台的便是犯人座席，是一个比地面高出数尺的长方形的台子。二十六个战犯分为两行都端正地坐在那里。因为电光太强，摄影机骚扰太甚，而且法官们的举动又在万目炯炯的监视之下，我对这一大批犯人并没有个人对照认识的余暇，虽然每个法官坐上都摆了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座次排列的。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原。在东条后面坐的是大川周明，他假装神经病，时时作想骚扰的样子，美国宪兵在他后面制止，有时还要用力把他抱住。他已有书面请求检验他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他是二十六名中表演得最滑稽和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其余各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人一般。 
    我虽无暇多事辨认这二十六个家伙，但是他们面对着我的这一群，使我内心发生无限的愤恨，无限的感触。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成百上千万同胞惨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进行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资料。

 

 

 

 

 

 

    梅汝璈，中国法学界权威，1946年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图为梅先生（第一排右起第二个）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他10名大法官合影。 

03

南京大屠杀

事件记录        

    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虐杀事件、南京大虐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被日军大肆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幸存者口述   

    夏淑琴（1929年出生在南京）：我们与亲人的尸体生活了14天
    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 (70多岁)、外祖母(70多岁)、父亲 (40多岁)、母亲(30多岁)、大姐 (16岁)、二姐 (14岁)、大妹妹 (4岁)、小妹妹 (1岁)和8岁的我一家人租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的房屋里。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用刺刀把她杀死。
    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外祖母拼命护着她们，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外祖父急忙去扶外祖母，也遭枪杀。……两个姐姐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 (至今留有伤疤)，我当时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4岁的小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我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就这样，我们与亲人的尸体一起生活了14天。

 

    常志强（1928年出生于南京）：我醒过来时一看周围全是死人
    那时我家住在八宝街1号，家里有太祖母、祖母、父母亲、姐姐戴东芝（属虎）和我以及四个弟弟，共10口人。
    ……日军开始向难民开枪射击，然后又用刺刀捅，用大刀砍，，难民们哭的哭，喊的喊，乱作一团，有的老百姓还进行反抗。
    那时我母亲抱着小弟弟，胸部被刺一刀，还不肯放下弟弟，接着日军又刺一刀，母亲丢掉弟弟，躺倒在地上。小弟还爬着哭着要在母亲怀里吃奶，鞋子都掉了，我赶紧跑过去，把小弟弟送到母亲跟前，但母亲因胸口被严重刺伤，头一歪死过去了。这时，日军用刺刀对着小弟屁股一刀刺过去，弟弟被摔出老远。姐姐也被刺五刀，倒在地上。父亲也被日军开枪打死。我由于过度惊吓，眼冒金花，昏死过去，当我醒过来时一看，周围全是死人。姐姐眼睛慢慢睁开，对我说：“快去看看妈妈。”父亲母亲和三个弟弟已经被杀。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到王府园寻找我的一个弟弟，那里还留有血迹。我们问当地人弟弟在哪里，他们说有个男孩在死去的妇女怀里哭着吃奶，冻得鼻涕结成冰块，被冻死了。他们的尸体被红万字会就近收埋在王府园后面的菜地里。

 

    杨翠英（1925年出生于南京）：小弟被日本鬼子活活地踩死
    1937年，我才12岁，读小学四年级。我们一家6口人住在许府巷33号-3，一家靠种菜卖菜为生。
    1937年12月13日，日本鬼子进城了。爹妈就带着我、弟弟、妹妹和外婆，逃到位于大方巷的难民营，当时，妈妈还挺着大肚子，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
    1937年12月14日中午，日本鬼子突然冲进了难民营，我们大家吓得全挤靠在一起，日本鬼子要拖走我爸爸还有舅舅，因为日本鬼子说我爸爸和舅舅手上有老茧，肩上也有老茧，就认定他们是中国兵。尽管我非常害怕，但我还是把两岁的弟弟塞到爸爸手上，哭着央求日本鬼子不要带走我爸爸和舅舅，可日本鬼子把我弟弟往地上一扔，还用力扇了我一巴掌，我的左耳都被打聋了。最终，日本鬼子还是拉走了我爸爸和舅舅，一同带走的还有很多青壮年，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说他们是被日本鬼子拉到大方巷的一个大水塘附近，用机枪集中扫射，那个大水塘都被尸体填满了。
    一个月后，妈妈在难民营里生下了小弟，还没来得及起名字，因为小弟哭闹得厉害，没想到把日本鬼子给引来了。他们把小弟重重地摔在地上，竟然把他活活踩死。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屠杀的南京市民尸体。（选自新华出版社：《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

    南京三岁儿童被日军枪杀。（选自1938年7月版《日寇暴行实录》）

 

 

 

 

 

04

拉贝日记

事件记录       

    1996年12月12日，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邀请约翰拉贝之外孙女赖茵哈特夫人访美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布了拉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
    约翰拉贝于1908年来中国，1938年4月回柏林。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任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由于德国人的特殊身份，他被推举为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主持3.86平方公里安全区保护工作，最多时保护着25万中国难民。当时，拉贝每天不分昼夜，奔走在日军暴行发生地点，阻止日军施暴，还每天将日军暴行写出详细报告，同日本大使馆交涉并提出抗议，同时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500多件惨案，详尽记录了日军攻陷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公民所写下的日记，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拉贝日记手稿的公开使得西方世界第一次认真倾听并相信了“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实的存在，而不再是一个半信半疑的流言，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只有来自非交战双方的第三者证词才是最公正客观、最符合历史真相的表述。迄今为止，拉贝日记都仍然被视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最令世界信服的历史证词。

 

拉贝自述   

    从我有机会作为目击者亲眼目睹了一切。我将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告诉大家。很遗憾，我不可能向您详细描述我最近六个月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对此用24小时也讲不完。我只能向您送呈我所经历的事态汇编集中的一部分。
    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是我的孩子们和孙辈的出生地，在这里我生活安宁并在生意上取得了成功。我一向（哪怕在大战期间）得到中国人的厚待！
    当然还有其它重要的原因，促使我继续留在南京。我要代表西门子公司的利益……这些设备都由我们公司的中国装配工负责管理，他们无论如何无法离开南京。这些人员和办公室的勤杂人员、跟随我几十年的管家，以及我的中国经理同他们的家属聚在我身边。我当时就感到——今天已经知道了——这些人很可能会遭到屠杀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伤害，如果我抛弃他们的话。
    大概在11月底，美国金陵学院教授和牧师建议建立中立区（按上海亚克昆诺特区的模式），并请我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我是德国人，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下来。

    ……与中国政府确定区界后，我们马上着手实施我们的计划：①安全区的安全保障；②难民的安置；③食品供应；④建立卫生设施；⑤医院；⑥警察管理等。简言之——正如报纸上所报道的，我们实际上承担了整个市级机关——南京市政府的所有工作，这并不是开玩笑。
    ……
    下面展示的这些照片所说的只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所发生的无数事件中的极小部分。如果摄影师约翰马骥再有一些胶片和更多的时间的话，他一定还会拍摄许多其他的情景。他和其他人一样起早摸黑地工作，去保护该市居民或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他只能偶尔抽点时间去拍摄照片。此外，他必须谨慎行事，不能让日本人看到他拍的照片，否则他的照相机有被日本人砸碎或被没收的危险。鉴于这种原因，他不可能直接拍摄到处决的镜头，或者拍摄到堆放在一些城区的大批受害者的尸体。
    日本军人似乎觉得，他们有权对中国人采取一切暴力，因为他们是敌人。日本军官将强奸仅看作是小错。
    许多日本人也承认，他们的士兵有部分表现很差。一位日本总领事同样也承认，日本军队确实缺乏纪律性——但又有谁能来审判日军呢？！
    战争会使一个国家的陋习暴露无遗。无庸置疑，一个国家的罪犯和性虐待狂在战争中会借机发泄他们的兽欲。也许这种残暴和嗜血成性——这在日军中已得到了证实——在一个还对‘武士道精神’表示认可，并给他们的孩子传授这类残忍嗜血的历史的国度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并非是要去煽动人们对日本进行报复，而只是希望让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有所了解，并敦请他们应利用一切法律手段终止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 “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和“活菩萨”。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图为拉贝当年保存的日军残杀南京百姓照片。

 

 

 

 

    与感情色彩强烈的“亲历”史对比，抽象的历史记录难以打动人心、留下记忆。漫漫时光，透彻心扉的记忆随当事人逝去，后人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纪念仪式，历史或许将会慢慢老去，终至被人遗忘。
    以国家之名，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亲身参与——这，或许正是立法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