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记忆书写：记·纪·忆

杨绛（1911-2016） 视觉中国供图

吕约

忧世伤生的记忆书写者

“百年世事不胜悲”，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忧世伤生”的传统。作为经历了20世纪历史变迁与人生忧患的知识分子，忧世伤生也是杨绛和钱锺书写作的深层情感动因。面对社会历史黑暗的“忧世”，面对个体生命局限的“伤生”，在心灵情感中总是并存相依，既是记忆的动力，又是记忆的重负。

作为时间与历史产物的“记忆”，是贯穿杨绛散文创作的主题。流逝不复返的个人生命时间，与一个世纪充满忧患的集体的历史时间，在杨绛的记忆书写中，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的《干校六记》《将饮茶》，90年代的《杂忆与杂写》，新世纪的《我们仨》，融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于一体，在当代语境中树立起“记忆书写者”的历史形象。

在杨绛的历史记忆书写中，作为创伤经验的“文革”记忆占据中心位置，可见写作之于精神创伤的“治疗”作用。她以记忆为主题的叙事散文写作，出现在历史劫难后的反思语境中，作为“历史创伤的证言”（洪子诚语），产生了客观的社会历史意义。杨绛的记忆书写方式，又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集体的历史记忆，往往以宏大叙事的话语机制，遮蔽乃至删除了个体的经验和记忆。与反思文学中常见的宏大叙事和道德审判话语不同，杨绛记忆写作的独特性在于，她以具体而微的个人经验和记忆为材料，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填补集体历史记忆中个人经验的空白和残缺；在表达方式上，以个人的、文学的、审美的语言形式，弥补社会历史话语模式之不足。

记忆与遗忘的冲动，是一体的两面。杨绛的《孟婆茶》，就是一个以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关于记忆和遗忘的寓言。“梦醒”后，她首先要将记忆的内容“及早清理”。清理，既是清除也是整理，即对芜杂的记忆内容进行梳理和选择。书写，即“清理记忆”，使之形式化的过程。

杨绛记忆书写的三种范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不同的记忆内容命名时，杨绛所选择的词语符号具有差异性，分为“记”“纪”“忆”三类。以“记”命名的有：《干校六记》、《记钱锺书与〈围城〉》、《记杨必》、《记似梦非梦》等。以“纪”命名的仅有一篇：《丙午丁未年纪事》。以“忆”命名的，以《回忆我的父亲》等对亲人和家庭往事的回忆为主，以及《杂忆与杂写》中的“杂忆”。

杨绛的文字风格是“核字省句，剖析毫厘”，用字上的差异，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记忆书写的命名差异，源于记忆对象的不同，以及记忆主体的情感与意识状态的深层差异。在她笔下，不同性质的“记忆痕迹”的呈现，既有着表达风格上的共同性，在主题和结构形式上又形成了差异。

“记”，本义是“记住”，与“遗忘”相对。“纪”，本义为“扎丝束的线头”（据《说文解字》），与“混乱”相对。 “记”与“纪”，在“记载”这一意义上相通，差别在于：“记”泛指“记载”（如《桃花源记》）；而“纪”偏重“经过整理的记载”，是将资料贯通的一种历史体裁（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忆”，重在“思念”、“回忆”。

“忆”的重心在于往事从脑海或内心涌现的连绵状态，个人难以忘怀的生命经验及情感的涌现，仿佛有些难以控制，有着“复现”的冲动。“记”的重心在于记录往事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动力在于以“记住”来对抗“遗忘”，态度与风格更为冷静客观。“纪”的重心则在重新梳理以建构记忆秩序，将那些“乱丝”般杂乱缠绕的历史与往事理出头绪，动力是通过重建记忆的秩序，来对抗历史的混乱，态度与风格接近于“记”的冷静客观，但更强调“记忆秩序”的建构。可见，记、纪、忆，三者都包含了回忆和记载的意义，但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在杨绛的记忆书写中，“记”“纪”“忆”的内在差异，反映在表现形式上，构成了三种记忆文本的范型。

记·纪·忆的分离与团圆

记 历史中的微观经验

杨绛的“记”，以《干校六记》为代表文本。“记”的对象是历史事件中的个人经历，既蕴藏了“记住”、“记载”的历史涵义，又具有古代“笔记”类文体自由灵活的形式特点。

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从“掺沙子”到“流亡”》，共同构成杨绛“文革记忆三书”。从创伤经验的角度来看，“丙午”与“流亡”二篇，叙述的是自我所经受的历史暴力的冲击（直接伤害），“干校”篇则重在呈现人性情感所承受的深层压抑（隐形创伤）。“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作此六记。”与“丙午”、“流亡”篇的内在紧张感相比，在叙述语调上，“干校”篇显得更为平静从容。

这种心理间距，也反映在命名和文体形式上。《干校六记》以中国文学史上首部长篇自传《浮生六记》为摹仿的母本，将个人经验中不可分割的记忆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编码：记别、记劳、记闲、记情、记幸、记妄。在对文人笔记传统的现代改写中，作为现代政治符码的“干校”与古典意象“六记”的错位组合，产生了荒诞与反讽的修辞效果。

同时期出现的书写“文革”记忆的散文中，巴金《随想录》与杨绛《干校六记》，代表了两种记忆书写的范型，前者为主观型，后者为客观型。《随想录》侧重于道德主体在历史反思时所产生的思想感受（“随想”），客观记忆内容只是思想的材料。《干校六记》则立意于“记”的客观呈现，而在主观思想情感的表达上采用古典美学的“留白法”，在客观经验内容的呈现上采取“省略法”，即省略已知（作为共同知识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致力于呈现未知（历史与人心中隐而不显的部分），具有冰山风格。就历史事实的“记载”功能而言，“文革”政治运动、社会现实与人的状况，见于《干校六记》的就有：知识分子劳动改造、政治运动、开会、整人、自杀、死亡、家庭破碎、亲人离别、管制监视、团聚之阻，以及在乡村所见的物质匮乏、农民的饥饿……人的精神情感上的压抑、恐惧、伤痛，亦俱在“铭记”之中。但杨绛选择了文学形象的浓缩法、经验情感的省略法与暗示法来表达，达到了艺术表达效果与历史批判效果的统一。

察几知微，以小见大，以形象的方式表达经验和思想，这种方法符合文学的本质规律，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国文字传统的主脉，一为 “史”（史传）的传统，一为“诗”（文学）的传统。杨绛直承以《诗经》为代表的“诗”的传统，以兼具“兴观群怨”功能的诗笔，以文学的形象方式来呈现个人经验、社会观察与历史记忆，而“史”亦尽藏于“诗”矣。

纪 创伤混乱记忆的赋形

如果说“记”的事件可大可小、重在真实，“纪”则一般用于集体历史大事的客观记载，更强调其客观的历史意义。杨绛以“纪”来命名的记忆书写，仅见于记述“文革”开端的《丙午丁未年纪事》。

在历史记忆书写中，杨绛注重选择“第一次”出现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的开端），善于捕捉表现“开端”征象及体验，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察几知变”的历史智慧。记载“文革”开端景象及心理体验的《丙午丁未年纪事》，正是如此。《丙午丁未年纪事》呈现“文革”开端的混乱“颠倒”的社会画面与人性景观，以及个人所经历的冲击和直接伤害。“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所记的是一个‘陪斗者’的经历，仅仅是这场‘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对于“大事”的强调，突出历史事件的严重意味，并赋予文本以“纪传”的历史涵义。

与《干校六记》“记”的姿态不同，《丙午丁未年纪事》的“纪”，重在对于头绪芜杂的历史记忆的“整理”，重建记忆秩序，以对抗历史与心理经验的“混乱”。

“史无前例”的现代政治历史事件的开端，以其陌生性和强刺激，引发了“震惊”的心理体验。杨绛描述自己和丈夫被“揪出来”、自制罪名牌挂在胸前，这样表达自己的震惊体验：“我们都好像艾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艾丽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事情真是愈出愈奇”。用“新奇”来描述意识与现实断裂的荒诞感，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对于不断发生的震惊体验的记忆（被“揪出来”、示众、挨打、剃阴阳头、罚扫厕所等），构成了《丙午丁未年纪事》的叙述内容。记忆主体对于创伤经验的反观方式，则体现了理性对于创伤的“防御”和超越功能：“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东方智者所特有的瞬间身心分离的“出元神”法，成为防范震惊和创伤的应激保护机制。

面对陌生荒诞的世界图景与个人遭遇，杨绛选择了“整理乱丝”的姿态。整理的结果，直接体现在主题“丙午丁未年纪事”之后所加的副题：“乌云与金边”。杨绛在为文章命名时，很少加副题。主题为历史纪传语式，强调“记载”的客观性；副题“乌云与金边”，是作者对于记载内容的主观理解。“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这一蕴含辩证关系的复合意象，如同“乱丝之首”，串起一团乱麻般的历史记忆。

忆 复现往事的情感逻辑

忆，从心，具有“铭记在心”的情感特征。如果说“记”和“纪”侧重集体的历史意义，表达上偏于理性风格，“忆”则根植于个体的生命意义，表现风格更具情感色彩。

杨绛的“忆”，由与个人生命相关的人与事的“回忆”构成，以《回忆我的父亲》为代表。父亲、亲人之爱、家庭往事，与个体生命时间中失去的珍贵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往事从内心涌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追忆的思绪总是伴随着“复现”的冲动；而“言”与“实”之间的永恒鸿沟，又使得往事的回忆总是伴随着深沉的怅惘之感。

《回忆我的父亲》文本的产生，是由历史的、客观的“记”的要求出发（应邀提供作为历史人物的父亲的简历资料），而发展为个人的、情感性的“忆”的结果。“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结果是“资料”不断扩展，成为长达三万余字的记传体散文。由客观的“记”，变成不可遏制的“忆”，表明了情感因素在“忆”的写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忆”的书写，是追忆（情感）和思索（理性）二者合力的结果。

父亲的形象，在朱自清笔下是“背影”，杨绛则选择了正面描绘。她在塑造父亲形象时，既遵循心灵情感逻辑，又引入了主客观视角“对照法”：孩童视角的印象描绘，与客观史料的对照。“情”与“理”的互现，使得父亲形象既具有个人记忆的意义，又超越了单一的私人记忆范畴，成为“堂吉诃德式”近代知识分子形象的缩影。作为《回忆我的父亲》的“兄妹篇”，《回忆我的姑母》同样是从历史“记传”要求出发，发展为对人的性格命运的艺术展现。这种情与理的互证法，作为杨绛思维的重要特征，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杨绛由父亲丧事时缠结白布，联想到自己结婚时缠结彩绸，感喟“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在上海珠宝店看见父亲的珍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从“盛衰交替”中感悟人生与历史的本质，是中国文化心理的重要特征，《红楼梦》就是这一传统的艺术结晶。在表达“盛衰交替”的感悟时，杨绛并不沉溺于悲观与虚无的情感，而是指向人生、历史与存在的多重觉悟，就像《红楼梦》一样具有“全息性”。

在杨绛的记忆书写中，“记”、“纪”、“忆”具有不同的涵义，表现为文体形式和叙述逻辑上的差异，由此形成三种记忆文本的范型。然而，面对“将饮茶”（死亡与遗忘）的大限，一生的记忆又终将汇聚在一起，仿佛亲人团圆。《将饮茶》的编排结构，便是以浓缩的形式，将一个世纪的记忆内容，纳入一个浓缩的意义总体：有对亲人和家庭往事的“忆”，有对丈夫钱锺书行状的“记”，有对政治历史中个体创伤经验的“纪”。在不可分割的终极记忆中，“记”“纪”“忆”，融汇成了一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记忆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