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禁运”史：清军武器装备真的很差吗？

[摘要]大清的武器装备虽然从整体上看落后，但是在某些部队并不落后于世界，真正落后的是武器之外的东西，比如战术、战志、协同等。

近几年来，“禁运”一词频繁出现在时事新闻中。2016年5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越南的第一天就宣布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此前两个月，奥巴马在访问古巴时，也表态说美国将解除对古巴的贸易禁运。此外在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通过的第1718号决议中，还宣布对朝鲜实施奢侈品禁运。珠宝首饰、名表、皮草、游艇、豪华轿车、摩托车、名酒、鱼子酱、和牛、金枪鱼、高级乐器、高级照相机等奢侈消费品都被美日欧盟列入了禁止向朝鲜出口的物资名单。2009年一名奥地利商人就因为试图向朝鲜出口两艘豪华游艇而被意大利逮捕。

20世纪80年代还发生过著名的“东芝事件”：1982年到1984年，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制定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技术禁运令，通过挪威向苏联出售先进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用于车铣核潜艇的螺旋桨。1987年这一事件曝光时正值美日贸易摩擦高潮，引发了美国朝野强烈抗议，美日关系急剧恶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不得不向美国谢罪，并且花1亿多日元在美国的50多家报纸上刊登“悔罪”广告。禁运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如果我们翻阅史籍，不难发现类似的禁运在古代中国也并不罕见，后果往往也很严重，甚至会引发战争。

铁、马、奢侈品：中国古代的禁运

西汉初年，汉惠帝病逝，高后吕氏临朝听政。有司请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器、农具，高后应允，对南越实行了铁器和雌畜的禁运。南越王赵佗闻讯大怒，说：“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自称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破数县而去。吕后派隆虑侯周灶攻打南越，但由于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纷纷得病，连南岭都没有越过。吕后死后，汉文帝即位，重修了赵佗祖先的墓地，派人守护，并赏赐其亲戚官职和财物。随后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去掉帝号，再次臣服于汉朝。

铁锥戟，西汉，现藏江苏徐州博物馆，在当年属于对匈奴的禁运物品

实际上南越并非汉朝铁器禁运的主要针对目标。汉代执行时间最长、执行得最严格的禁运是针对匈奴的铁器禁运。在匈奴兴起时，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近数十年来在蒙古国等地匈奴墓葬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公元前3世纪前后至1世纪的大量铁器，如铁马嚼、铁镞、铁刀、铁剑、铁镰、铁铧等等。匈奴人既然已有使用铁器的习惯，冶铁技术不甚发达（炼铁所需的温度比炼铜更高，匈奴人活动的草原地区无法提供大量燃料），因此设法从汉朝交易或掠夺铁器就成了最方便的来源。

按照汉朝法律，吏民不得持兵铁出关售与胡人，这条法律执行得非常严格。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数万部众降汉，随后来到长安。汉武帝赏赐给匈奴降众大批钱帛财物，并准备将其安置在陇西、北地、朔方等郡。这些匈奴人有了钱，自然要在长安的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物资，其中也包括铁器和农具。结果竟然有500多名商人因为卖铁器给匈奴人，被死抠法律条文的汉朝执法官吏判处死罪。著名的直谏之臣汲黯对汉武帝进谏说，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这是“庇其叶而伤其枝”的愚蠢做法。铁器之禁后来被各个朝代沿用，甚至像辽朝这样的少数民族王朝也对回鹘实施过铜铁禁运，而且“法益严”。

反过来，历史上统治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对南方汉族政权搞过禁运，最著名的禁运物资是马匹。从战国时代以来，骑兵已成为古代中国军队的战斗主力，决定了军力与国力的强弱。“马，兵国之必备”，历代中原王朝都以马政为武备之要务，重视马匹的孳生繁殖和优良种马的引入。唐朝马政极盛时畜官马70多万匹，但因五代战乱破坏，加上失去陇右牧马地，到宋代的官马数量降到20多万匹。宋朝曾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以绢帛铜钱茶叶等物与辽和西夏交易马匹，但一旦宋与辽、夏的关系趋于紧张，后者即“禁羊马入宋”，北宋只好逐渐以今青海一带的藏区为主要的购马来源。

宋金绍兴和议之后，关中、河东两大牧马地均沦为金国领土，南宋的马匹来源几乎断绝。金朝对马匹实行严格的禁运政策，金章宗颁诏“禁卖马入外境，但至界欲卖，而为所捕，即论死”。虽然南宋从广西、荆襄、两淮等地征购土马，但马性耐寒畏热，这些地方所产马匹质量并不优秀，通常分配给江上诸军。从川陕地区交易所得的优质“西马”数量不多，只能优先分配给临安周边的三衙军队。明朝虽然在陇右、直隶、辽东、淮北等地设有牧马场，但从宣德年间起，勋贵就不断侵占牧马草场地，因此明朝也不得不与鞑靼、女真、西番互市，以米、布、绢、银、茶交易马匹。但是有司往往供以劣等茶叶，于是“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

《骑射图》，辽，李赞华，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49.5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契丹武夫腰挎箭筒，手中持弓，立于马前正在校正箭杆；辽朝对马匹实行严格的禁运政策，弓材在古代中国也是严禁输送出境的

一般来说，古代中国严禁输送出境的物资包括牛皮、牛角、牛筋、硫黄、硝石、铁和铁器（含兵器），牛皮可做盔甲，牛角和动物筋是制作弓的材料，硫黄、硝石则可制作火药。对于图书查得也非常严，特别是地图、兵书和私史，是严禁夹带出境的。明朝宪宗年间，朝鲜奏称“北连野人，南邻岛倭”，边境形势紧张，而“五兵之用不可或缺，而弓材所用牛角仰于上国”，请求特许明朝允许朝鲜购买牛角。明朝本来是严禁牛角出境的，但考虑到朝鲜“恪守臣节，与诸夷不同”，于是允许其每年购买五十副牛角。朝鲜认为不够用，明宪宗又批准每年增买一百五十副。但这仍不能满足朝鲜的国防需要，因此此后常有朝鲜使臣私下购买弓角之事。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也对中国搞过反向的武器（技术）禁运。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总章二年唐朝命新罗派遣弩师赴唐朝造木弩。但新罗不愿向唐朝尽授其法，在新罗制造出可以射一千步的弩，在唐朝制造出的木弩却只能射出六十步，唐高宗对此也无可奈何。

14世纪以后，随着倭寇的海上活动日益猖獗，朝鲜被迫加强军事防御，研制火药和火器，但所需的火药、硫黄、焰硝等物资也多依赖明朝供给。洪武七年高丽曾以防备倭寇的名义向明朝求购这些原料，朱元璋闻讯“好生欢喜”，下令供给高丽50万斤硝、10万斤硫黄。此后到万历年间，出于帮助朝鲜“备倭”的需要，明朝也准许朝鲜使臣每年从中国自购3000斤火药运送回国，但朝鲜使团购买的火药数量往往不止于此。万历三十二年，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朴东亮就曾上奏朝鲜宣祖大王说，“所谓唐（明朝）之卖火药者，无赖唐人之辈，自辽阳至镇江（鸭绿江畔的镇江堡，也叫九连城），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中偷去，或五六百斤、千余斤，本国买卖人处夜间潜卖”。

为了打击私商，维护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些朝代也限制过奢侈品的进出口。唐朝在建中元年曾禁止与诸蕃互市锦罽、绫罗、细绸、丝布、牦牛尾、珍珠、银、铜、铁、奴婢等商品。前蜀统治者王衍对后唐搞“蜀锦禁运”，禁止把锦绮珍奇之物出口到中原，只有质量粗恶者听任交易，称之为“入草物”。后唐庄宗曾派李严至前蜀，准备以马来交易宫中珍玩，获知前蜀的这个规定后勃然大怒，说“管输入中朝的东西叫作‘入草物’，他王衍难道能不当‘入草人’吗？”同光三年（925年）后唐发兵攻打前蜀，王衍出降，翌年在后唐庄宗命令下被满门诛杀。

列强对华军火禁运

清朝实录中，经常出现“禁运”的字样，但通常是“禁止运输”的意思，比如乾隆七年广西柳、庆两府米谷禁运出境，同治年间奉天禁运粮米出口等等。现代意义上的“禁运”一词出现于光绪时期，比如中法战争时中方史料档案称法国“禁运米粮”，禁止从越南向两广输出粮食，这里的“禁运”就是指禁止出口。

1890年，德国埃森梅喷射击场，段祺瑞（右一）和几名留学生在练习发射口径280毫米克虏伯大炮

1900年庚子国变，当时清军早已大量装备钢制火炮、机枪、来复步枪等先进武器，生产厂商包括克虏伯、毛瑟、阿姆斯特朗、诺登菲尔特、加特林、哈乞开司、温彻斯特、马梯尼、雷明敦等等。从射速、射程上来说，清军武器与联军相比并不落后。当年6月22日，由西摩尔将军率领的各国水兵陆战队占领天津的西沽武库后，就发现里面有30多门德制克虏伯野战炮，还有大批步枪和数百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上万人的部队。西摩尔部队随后凭借这批武器固守待援，直至联军增援部队大批到来。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即拥有在华天主教“保教权”，别国教士入华传教需经法国公使同意，天主教教职人员和教民受到法国领事裁判保护。所以在义和团起义中，遭到拳民攻打的天主教堂几乎全为法国教会所领，因此法国对义和团及支持他们的清朝保守派势力衔恨甚深。1900年7月，法国即对八国联军成员提出对清朝实行武器禁运，并在当年10月向各国提出对华议和要点，其中包括了禁运军火的要求。1901年《辛丑条约》第五款规定中国禁止进口军火两年，如有需要还可延长禁运期。

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列强一等到两年期满，就主动废除了对华军火禁运。1902年底，两江总督张之洞向日本采购4艘内河炮舰，1903年川崎造船所即获得订单；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建安”“建威”两艘炮舰在1900年下水，但因主机和火炮没有运到而停工，清朝在1901年偿清了相关费用之后，这两艘炮舰在1904年建成服役。清末组建新军时也从西方进口了大量新式火炮和枪械，1904年至1905年北洋六镇陆续成军时，也从德、英、法、日、比利时等国购进了大批武器弹药。北洋第二镇装备的马枪、步枪、山炮和野战炮都是1903年从日本统一采购的；第一镇和第六镇的枪支购自日本，火炮购自德国。

如此看来，大清的武器装备虽然从整体上看落后，但是在某些部队并不落后于世界，真正落后的是武器之外的东西，比如战术、战志、协同等等。（文/阎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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