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析：记忆1977

　　自从步入人生的秋天，很多时间就多是活在记忆中，活在思想里。思念和怀想，都源于消逝的旧时光。我愈来愈怀疑所谓“向前看”的说法，我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神往。如果有所期冀，也只是对人类秩序的和谐和社会制度的进步有那么一点点儿奢望而已;对人类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缤纷多姿和生机盎然，我完全就是个悲观主义者。

　　所以，尽管我的记忆愈来愈差，但活在记忆中，活在思想里，差不多仍就是我最日常的生活状态。

　　我是不是一个很怀旧的人?

　　我知道怀旧很容易被哂笑和……非议。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努力用文字的方式来凝固一段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

　　1977年秋末冬初，母校务川一中校园还是那样破破烂烂。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栋标志性教学楼，墙体的青砖虽依然坚硬，但有些地方已有清晰可见的断垣残壁模样。墙体上那些充满“文革”气息的标语显得斑驳陆离，让人心头虚虚泛起一缕淡淡的欣慰与惆怅。一个时代好像结束了，但又分明触手可及。从老校门简易的水泥路走进校园，目睹曾经非常熟悉的母校，我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两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学校，走进乡村后，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走回来;四年后，甚至将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四年时光又留在这里。

　　这天依旧阳光和煦。我走到饭厅池塘边的空地时，这里已聚集了将近百余名青年男女。我们很多人都熟识或面熟，因为大多是前后两三届的校友。我们绝大多数人当时的身份都还是知青，也没有什么政治敏锐感。所以，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乍一传来，大家突然都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甚至还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家庭出生(那时叫“家庭成份”)不好，父亲历史上又有“污点”，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好的出路就是在本县某个小作坊之类的工厂当一个工人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历史竟会为我们这代人重新提供这样一个机遇，让我们有可能凭借个人的努力走进大学。我很清楚，像我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太多太多，所以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侥幸。

　　那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戴手表，因为那是奢侈的象征;但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准时，因为我们谁都不想错过即将到来的每一分钟。我甚至相信，如果池塘边那些高大的垂扬柳今天依然静默伫立，那条清亮的小溪依然潺潺流淌，它们也一定会为这段消逝的旧时光感慨万千。我不想用望眼欲穿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内心的期盼，但事实上，我的心情的确有些望眼欲穿。

　　终于，有我们熟悉的老师走出教学大楼的边门，拾级而下向食堂饭厅方向走来了。人群里很快传出一阵轻微的嗡嗡声，有惊喜，也有叹息(因为不是自己需要的学科)。然而，无论惊喜与叹息，我们都对身着中山装，目光亲切有神的老师充满敬意。记忆中，历史和地理老师没有在这样的场所出现过，出现得最多的是语文和数理化老师。1977年高考，无论文理科，政治、语文、数学都是必考科目，此外，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外语则选考。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数学老师。在我记忆中，母校当时最有名的老中青三代数学老师，例如蒋传奇、周运达、罗明春老师，都曾在食堂这间临时大教室里为我们这些往届高中毕业生义务补习过文化课。

　　我今天已经无法具体回忆当年的每一次讲授内容了，但讲课的情景，那种特殊的氛围和气场，却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所谓教室，其实只能称为讲课的场所，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教室。在这间有一百多平米的空旷的大屋里，一张课桌凳都没有，所有听课的人，无一例外都站立着，老师就在临时讲台上讲课。深秋的阳光苍黄而又温暖，一道道笔直的光亮透过残损破败的窗框和玻璃直射进来，那光与影的和谐交织，构成了我此生从未见过的某部经典黑白电影中的典型场景。黑压压的一群人，疏密有致地站在台下，脸上无一例外都是专注的神情。有人只听不作笔记，有人则边听边作笔记。其中笔记方式很特别的是：将本子放在前面一个人的后背上，权充临时课桌。教室太空旷了，也没有任何扩音设备，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激情飞扬的讲授和板书。老师都是我们熟悉的老师，此时此刻，我们听课的感受却与以往绝然不同;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的这些老师眼睛里好像从未闪耀过如此自信而又激情四射的光芒。

　　1977年的秋末冬初，我对刚刚过去的那场民族浩劫还缺乏深刻认识，只是在感性上有一些朦胧的意识而已。但此时此刻，为我们义务补课的这些老师，显然是充分意识到春天来了;如若不然，他们脸上何以都是那种春风得意的欢欣表情呢?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已过去。这些在特殊年代，特殊场所为我们义务补习过文化课的老师，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是否在意过、记起过这次特殊的文化补习。但我敢肯定的是，当年那些形如雕塑般伫立在讲台下聆听讲授的青年男女，哪怕有一天白发苍苍，也有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个秋末冬初所经历的这次特殊的文化补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