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中的文化乡愁

家园与故土是人类生活史和精神史的永恒母题。李孟舜的《灵根自植——台湾眷村文学与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部以考察台湾眷村及眷村文学为研究视角的学术专著，作者以朱天心、苏伟贞、朱天文、张启疆、张大春等眷村作家作品以及台湾新电影为考察对象，使对成长经验的探讨和对台湾历史的反省在时代的脉络中得以书写与延展。《灵根自植》中对大量眷村文学及部分影视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形成了一种对历史的诗性钩沉，文学话语的诗意逻辑中隐含着遒劲的历史笔调，冷峻的反思下潜藏着可贵的人文亲和力，该书以积极介入的历史意识描绘了文化乡愁的记忆图景，为相关研究带来了有益的文化启迪。

眷村既是特殊社会文化政治的产物，也是一种人为的文化地理空间。眷村成为离散漂泊之后异乡人选择的暂居之地，又在无可奈何中成为其心灵故乡，客寓意识似乎成为其跨越时代的一个普遍性命题。《灵根自植》充分介绍了眷村及其文化的形成背景，包括在社会政治、文化、地理、历史中的独特价值，这里的眷村成为空洞文化空间的意指，眷村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因地缘文化背景而在自然、人伦、故国等层面被赋予了复杂的文化意识。无论是朱天心关于身份的追寻之路、苏伟贞的认同记忆，还是朱天文的游移体验、郝誉翔的疗愈书写，这里的眷村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典型存在，漂泊异乡继而产生的根脉断裂、精神怀乡和文化焦虑，也成就了眷村文学较为浓郁的悲情、躁郁格调。眷村文学中弥漫了中国传统乡愁的思绪与血脉，并在特殊的人文语境中融注了新的历史内容与文化因子。从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巫言》等作品中不难发现，政治隐喻在这里不仅仅被作为一种修辞，更多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方式，这恰恰与眷村文学在最初成长与启蒙中的告白形成了某种呼应。作为一种社会性文本，眷村文学将空间场域与文学话语进行了某种虚拟性整合，透视客寓意识背后隐匿的地域与民族意识，包括西方文化参照下的文化意识，也无疑为诸多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的考察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而该专著蕴含文学与史学意味的文化描摹，使客寓意识与精神怀乡不仅作为一种自然的情绪与体温被感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经验的本真性被不断重新唤醒，而后者似乎更具有重要价值。

无论是眷村文学还是有关眷村中的文化，都是按照中国文化的母体模式建构起来的，不可避免地都具有对原籍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并被打上深深的文化印记。《灵根自植》用了较为大量的篇幅去探讨作为“共同体”的眷村社区在文化意识层面的驳杂性，以及离散之后不断找寻文化身份的过程。身份必然经由生命个体通过文化实现对自我的定位，张启疆的作品较为深入地涉及到了民族文化身份的问题，他笔下的眷村人被称为“时代的遗腹子”，在充满了荣耀与耻辱的岁月中度过了无尽的悲凉与无奈。文化身份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灵根自植》借助眷村这个“神经微纤维变异的无感应区域”为介质，借助后现代身份理论为眷村、眷村文学、眷村文化之间关于身份认同与内在建构关系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现实性材料，这使得以特定的族群成长史这一文化维度来开展叙事成为可能。该书针对眷村文学中的家国同构与文化身份认同的探讨，有效地将眷村文学所容纳的主体感情与眷村的文化结构缝合起来，无论是眷村文学作家张启疆，还是张大春和骆以军，都尽量以“局外人”的文化身份让身份重建的意义和价值内化为特点历史的一部分。作为文化研究性著作，作者试图将文学艺术的分析纳入更具历史与时代特性的审美之维。

文化记忆实质上是对历史进行的一种重构，是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身历史的经验性记忆，同时也成为对当下社会性的建构。就某种程度而言，任何历史性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客观事实的载体，仅仅是接受者主观情感、社会问题影响下的历史记忆的产物。《灵根自植》中所涉及的，无论是第一代眷村人的离散记忆，还是第二代眷村人的逃遁记忆，都作为时间、空间、身体、心灵等个体的经验进而成为强化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因子。外省第二代作家在眷村中的成长以及自我身心放逐之后的守望，无不为建构个体的记忆与集体记忆提供了较为明晰的轮廓，同时试图实现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深切探寻。该书从秘而不宣的个体经验式的叙事格局实现了某种突破，以一种积极主动介入的文化态度与历史意识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同时也为考察眷村记忆如何受代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中形成的张力关系又为研究眷村的历史沉积提供了材料与依据。该书将自我与他者同时纳入历史事件进行叙事，由此记录下眷村历史中最真实与最生动的个体经验。

《灵根自植》将具有代表性的眷村文学及影视、戏剧等作品进行了图谱式梳理，为建构一种更为开放的文本观念进行了积极努力。同时，大的社会历史变迁包括社会思潮对于眷村作家的精神解构及叙事模式的深层影响，眷村文化在新世纪如何被形塑为台湾文化的“活态历史”，这些问题尚缺乏更为深入的分析论述，这自然也为接下来的探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