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史学专家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他们陆续推出了《制作历史》、《新史学》等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史论著作。在新史学的推动下，“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记忆史研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法国表征史的逐渐升温，记忆史研究继续保持着不减的势头，“历史记忆”问题常常成为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法国记忆史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均给人以许多启发，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法国记忆史研究作一学术史的考察，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一、“记忆”的觉醒与记忆史的建构

　　“记忆”最早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它在法国之所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记忆问题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痛苦的经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首先是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所涉猎，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曾师从柏格森、后又受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影响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记忆的社会框架》，①该书引入“集体记忆”概念，随即引起敏锐的历史学家的关注，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为此书撰写评论。②哈尔布瓦克在1950年又出版《集体记忆》一书，对“集体记忆”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③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记忆”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历史著作的标题中也很少出现“记忆”一词。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于1974年主编的《制作历史》④一书聚焦历史学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对象”，却没有任何篇章专门涉及“记忆”问题。

　　从70年代晚期开始，“记忆”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新宠。皮埃尔·诺拉在勒高夫主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新史学》中，专门撰写了“集体记忆”词条，他认为，利用集体记忆概念研究历史“会使历史学的进步更富有生命力”，⑤并且表示“集体记忆的分析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致力于与时代同行的历史学的先锋”。⑥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记忆”一词频繁出现在历史著作和大众媒体上。作为法国记忆史学先驱人物之一的菲利浦·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在1998年写道，今天“记忆不仅是历史学最得宠的主题，而且其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界的影响力甚至有取代历史学的趋势”。⑦

　　记忆在历史研究和公共领域引起关注是与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对此，许多法国记忆史专家均有分析。皮埃尔·诺拉认为，70年代中叶有三大时代因素激发了法国人自身记忆的觉醒，由此促进了“记忆”论题的研究，这三大因素分别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终结，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消退，国外压力的强烈感受”。⑧其实这三大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国际关系因素。

　　二次大战以后法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30年，但从1973年起，由国际原油价格上涨触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也影响到法国，大约在1975年，法国已经感受到一系列经济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法国人开始感觉他们已经渐渐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在二战后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法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基督教和乡村的法国已经变成世俗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法国历史学家芒德拉斯(Henri Mendras)甚至用《农民的终结》作为其著作的名称。⑨克尔泽斯多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在他动态考察记忆与历史关系的一篇论文中还提到，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年人，甚至最年轻者也进入退休年龄，“这经常让他们有暇去收集他们的回忆”。⑩同时，法国以革命为轴心的意识形态也由于70年代戴高乐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逐渐淡化而失去往日的魅力，1970年戴高乐去世，法国失去了一位标志性人物，而且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受到索尔仁尼琴效应和斯大林主义的牵连，其革命的思维定式受到置疑，弗朗索瓦·孚雷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明确提出“大革命结束了”。(11)在国际关系方面，法国追求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幻想也逐渐破灭。以重建法兰西的光荣伟大为己任的戴高乐主义逐渐褪色，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国际地位下降。皮埃尔·诺拉作为亲历者回忆说：“这样广泛的震荡，我们难以摆脱，我们不得不适应这样的痛苦，这种状况推动了此后20多年里学界对记忆的研究。”(12)

　　除了上述历史背景之外，法国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使“记忆”的概念与“历史”相分离，记忆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历史学在法国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在一部专门论述法国历史学发展的著作中，作者断言：“要成为法国人，首先就得认识法国历史”。(13)“对于法国人来说，求助于历史……那是一种激情”。(14)根据1983年8月《快报》杂志的调查，15％的法国人自称对历史着迷，52％的法国人宣称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占据了被调查者的2/3。(15)在法国，历史学长期以来与政治密切相关，并且在国家建设和民族意识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世纪的编年史到国王授意编写的历史无不体现法国希望以此掌握民族记忆的决心，近代的梯叶里(Augustin Therry)和基佐(Francois Guizot)等人通过追溯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近代国家正名，米什莱(Jules Michelet)则希望通过“唤醒过去”和沉睡的世界使民族历史更为完善，以恢复“人民”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天空下，历史学高举“科学”和“实证”的旗帜，成为统一民族思想的重要工具，历史学的发展也达到了真正的顶峰。历史学实现了专业化，成为历史学家的专属领地，业余作家几乎不再有发言权。历史学的主线是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重要时刻和事件。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及其著作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正如皮埃尔·诺拉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19世纪晚期的实证主义史学是侵略性的、世俗的和共和的综合体的表现，它与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相吻合。只要看一下拉维斯的小册子就可以了，这本小册子独霸天下几乎一直延续到1914年，其中看到的是最大范围的国家层面的记忆，好的和坏的国王、正直的科尔贝、邪恶的罗伯斯比尔、凶恶的德国人，简言之，这是一种强烈索要的记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侵略性的索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歪曲现实，比如对整个殖民历史的掩饰，比如最新版的拉维斯教科书在论述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历史时，用很大篇幅来讲述戴高乐及其领导的抵抗运动，却对维希政权只字不提，对与德国的合作只字不提，甚至对贝当只字不提！”(16)从20世纪30年代起，法国年鉴学派对实证主义史学发出挑战，打破了历史学自我封闭的藩篱，吸收了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年鉴学派很快从边缘走向主流，在史学界取得了领导地位，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历史学的专业化、历史学对科学性的强调、历史学家为国家服务和人类整体服务的诉求依然如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后遗症的影响下，法国历史再一次面临变革，吉拉尔·诺瓦里耶尔(Gérard Noiriel)在《论历史“危机”》一书中列举出十多种新历史观，其中即有法国70年代末提出的“新史学”概念，此外还有“语言转向”、“关键转折”、“新知识史”、“新文化史”、“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哲学史”、“另类社会史”、“新政治史”、“日常生活史”、“自我史”、“另类历史”等。(17)此时，人们正寻找着新的历史范式和研究进路。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再次对学院派正统史学提出挑战。于是，法国出现了与学院式史学相对抗的民间社团史学(histoire associative)，而在国际上，美国出现了“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英国涌现出“历史工作室”(history workshop)，德国则有“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等。这些史学的共同点就是主张一种“自下而上”(vue d'en bas)的历史观，重视被传统历史学所忽视和排斥的底层群体和普通大众。与此相适应的是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以前的历史以书写材料为主要依据，而这些另类史学则大量以口述材料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由此出现了“口述史”。大量的口述材料是口述者的亲身经历，由此与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成为记忆史产生的重要动力。

　　在历史学界外部，随着大众媒体全方位的扩展以及记录材料和技术的进步(录音和录像等)，以前被历史压制的声音通过媒体并以“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被历史有意和无意消声的群体，如妇女、儿童、少数族裔、战争受害者等，以“记忆”的名义发出他们的呼声。人们希望让“被遗忘者”复活，“人们谈论记忆，那是因为不再有记忆”。(18)政治家们也为集体记忆推波助澜，共和国总统宣布1980年为“国家遗产年”，遂掀起遗产保护的热潮。1981年，国家遗产办公室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将遗产的概念推广到所有文化领域，涉及各种形式的文化。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记忆”以历史叛逆者的面貌出现了，这种记忆的觉醒，意味着“历史—记忆”这对“连体婴儿”的解体。“记忆”不再愿意寄人篱下，成为历史的附属品，它要与历史分离。由此，记忆成了被历史忽视的群体、事件、地点的代言人。在这种形势下，历史一度感受到来自记忆的压力，正如皮埃尔·诺拉在《新史学》条目中所声称的那样：“自此历史的书写处在集体记忆的压力之下：对于‘当前’历史来说，媒体建构的事件随即构成集体记忆，当前的历史是事件的继承者；对于本身称之为‘科学的’历史来说，集体记忆决定了历史的旨趣和好奇心。”(19)

　　然而，不久，历史又将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它的做法就是将记忆转化为历史研究的新对象，构建了被称为“记忆史”(histoire de la mémoire)的新领域。当记忆史得到基本正名以后，人们追认了一批记忆史的先驱，如乔治·迪比(Georges Duby)、(20)菲利浦·茹塔尔、(21)昂图瓦纳·普洛斯特(Antoine Prost)(22)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有关记忆史的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比较有影响的著述有：弗朗索瓦丝·左那邦的《漫长的记忆：村庄里的时间和历史》、(23)伊夫·勒甘和让·梅特拉尔的《寻找一种集体记忆：吉伏尔的退休冶金工人》、(24)菲利浦·茹塔尔的《过去传来的声音》，(25)等等。进入21世纪后，带有“记忆”名称的著作越来越多，大量著作中也充满着“记忆”一词，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层出不穷，不胜枚举。2008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巴黎第一大学与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上海联合举办研讨会，根据法方建议，研讨会的主题即是“时间和记忆”。可以说，记忆史仍然是法国史学研究的热点，唯一重要的变化是记忆史已经被纳入涵盖面更广的“表征史”之中，成为法国“表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记忆：记忆史的概念和方法

　　法国记忆史中的“记忆”(mémoire)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指的是人们保留某些信息的能力和属性，它首先是属于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人们借助于它可以将过去的印象和信息如实地在现实中还原。(26)尽管如此，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内容却是具体的，它涉及的是记忆的实际内容，即法语中另一个关于记忆的单词“souvenir'”(英语对应的单词是remembering或remembrance，最确切的汉语译法应该是“回忆”，意指人们记忆的内容)。法国记忆史关注的重点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集体的记忆。

　　如前所述，“集体记忆”概念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哈尔布瓦克，与传统心理学意义上的“记忆”概念不同，哈尔布瓦克更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他认为，我们大部分的记忆具有社会意义。“通常正是在社会中，人们获得他们的记忆，回想起这些记忆，辨认出这些记忆，给这些记忆以正确的定位……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唤醒记忆是为了回答别人的问题或我们假设要回答别人的问题，此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把自己置于他们的视角中，我们看问题就如我们是这一群体的一部分或与他们处于同一群体之中……最常见的是，当我回忆时，是别人刺激了我的回忆，他们的回忆唤醒了我的回忆，我的回忆有别人回忆的支撑。”“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存在着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27)他还认为，即使是完全属于个人的记忆，也不可能是完全孤立和封闭的。“一个人为了回想起他的过去，经常需要借助别人的回忆。他通过身外存在的、社会为他确定的参照点才能回忆起来。更有甚者，没有言词、思想这些工具，没有这些个人无法发明、只能借用他人的工具，个人的记忆便不能运行。”(28)

　　法国历史学家重新解读了哈尔布瓦克的观点。皮埃尔·诺拉在为《新史学》撰写“集体记忆”词条时，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如果从最为相近的意思来说，集体记忆就是具有身份认同的鲜活群体对过去的、被赋予神奇化的经历的回忆，或是这些回忆的总和，不论这种回忆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一群体的认同是通过对过去的感情整合而形成的。”(29)接着他列举了集体记忆的诸多方面：对事件的回忆，这些事件或直接被人们亲身经历，或间接通过书写的、实践的和口述的传统得以传承下来；活跃的记忆，由机构和制度、各种仪式、历史著作加以维持的记忆；隐藏的和重新获得的记忆，如少数族裔的记忆；官方记忆，由民族、家庭、宗教、政党营造的所有想象物的集合；没有记忆的记忆，地下的和亚历史的记忆(如犹太记忆)等。

　　吉拉尔·诺瓦里耶尔在其著作《什么是当代史？》中将哈尔布瓦克所指的记忆分为三个层次。(30)第一层次为“个人回忆”(les souvenirs individuels)，个体回忆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这种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有着辩证关系，哈尔布瓦克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就曾写道：“个人是用群体的眼光来回忆的，而群体的记忆通过个人的记忆得以实现并表现出来”。(31)第二层次为“集体记忆”(les mémoire collective)，它包括曾经历过相同事件的一群人的共同记忆，以及这些事件所遗留下来的客观印痕，这一层次包括共同经历的空间环境、与经历的事件相关的机构设置，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字和口头档案材料等。第三层次为“传统”，它是在相关事件的当事人消失以后才出现的，各种仪式、神话、集体的叙述、朝圣等取代了记忆的位置。通过这种解读，记忆概念所涵盖的内容进一步扩大。

　　雅克·勒高夫则另辟路径，他不是对哈尔布瓦克的记忆概念作进一步的阐释，而是通过对记忆的历史考察来揭示承载记忆的媒介及其对记忆功能所产生的影响。勒高夫在《历史和记忆》一书中按人们的记忆形式划分出记忆发展的不同阶段：1.原始民族记忆期，即“无文字记忆”、“野性记忆”，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神话，尤其是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此外还有口传谱记，手艺经验等；2.记忆飞跃期，从口传记忆到书写记忆，即从史前到古典，其中出现了纪念性的碑文；3.中世纪记忆期，口传记忆与书写记忆平分秋色，编年史作为记忆开始出现；4.文本记忆发展期，16世纪以后，历史担当起记忆的角色；5.当代记忆的膨胀期，更多的记忆媒介。(32)

　　必须指出，记忆史对记忆概念的借用是以强调记忆与历史的不同为出发点的。皮埃尔·诺拉曾明确表示：“历史与记忆远非同义词，现在看来，它们是相互对立的。”(33)根据多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论述，(34)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记忆与历史各自具有的特征：

　　首先，记忆是鲜活的和生动的，它总是与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随着人们回忆与失忆的不断变换而处在永久的变动之中，经常在不知不觉中遭到扭曲，并且极易受到利用和操纵，历史则是对一切不复存在的事物或以往“死亡”的事物进行问题式的和不完全的重建；记忆是现在的过去，而历史则是过去的复现。第二，记忆总是主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总是可以用第一人称来指代——“我的”记忆和“我们的”记忆，它处在自我意识之中，寻求的是对自己感官的忠实，它受制于人的信仰；历史则一直以客观为诉求，总是以非主体的面貌出现，历史学家不会将自己的作品说成“我的历史”，他希望他的研究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揭示出历史的普遍性，历史追求的是真实，它受制于理性。第三，记忆总是具体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并且是复数的，有多少个个体和群体就有多少种记忆，记忆与记忆之间充满着错位和冲突；历史则带有抽象的批判意味，需要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需要冷静的思考，追求的是终极真理。第四，记忆与遗忘相辅相成，有记忆必有遗忘，记忆允许有缺口和断裂，历史则追求连续和完整，遗漏不是历史的美德；记忆对时间并不敏感，它可以是跳跃式的，不在乎因果联系，历史则完全关注因果链，强调时间的连续和次序。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还历史地和动态地考察了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人类的记忆要早于历史而存在，当人们发明了书写方法，历史便开始出现，但它最初仅仅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当书写在人类社会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后，历史几乎成了记忆的代名词，成为记忆的代言人，“历史的记忆”(mémoire historique)(35)等同于记忆，成了“历史—记忆”(histoire-mémoire)的联合体，到了现代，记忆又想从历史的掌控中摆脱出来，人们甚至用“记忆的责任”(devoir de mémoire)来对抗历史的歪曲、隐瞒和遗忘。然而在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之后，记忆再次被历史俘获。

　　与“记忆”概念相对应的是“遗忘”。法国一些从事记忆史研究的专家一直将“记忆、历史和遗忘”看作是与过去发生联系的“三驾马车”。(36)人们认为，遗忘是记忆的另一面，不可分离。集体记忆收集着坚实的材料，而那些生活的碎片和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件就自然地进入遗忘的角落。“记忆的空洞”就如同漏斗，不值得或不便记忆的“垃圾”就从此滑走。“集体记忆选择、勾画、建设着：记忆是工地，遗忘收集着建筑废料。”(37)因此遗忘是记忆选择的结果，它可以反映出记忆的另一侧面，沉默、无意识的压抑、抵制、失忆，甚至谎言在心理学领域是与记忆结合在一起的，记忆与遗忘就是一种对立统一。

　　法国的记忆史正是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建构的。从方法论上说，法国记忆史对记忆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更多地关心个人记忆，而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关注集体记忆；心理学家主要关注记忆功能，研究的时段往往短暂，方法上是实验和经验式的，记忆史对记忆的研究则注重长时段的记忆。同时，记忆史的研究受到20世纪70年代“语言转向”的影响，借鉴了许多认识论方面的理论，如现象学和解释学等。

　　记忆史研究的对象和领域非常宽泛。记忆史研究的“记忆”涉及刚刚发生但受到抑制的历史事件和被遗忘的社会和群体，如法国维希政权、阿尔及利亚战争、德国关于纳粹主义的历史大争论、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20世纪一连串不幸的悲剧和挫折、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农民群体和工人群体、各地区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国家和地区的身份认同，因为这一切均是“过去呈现于现在”。记忆史也研究人们对过去的建构、传承和“保存”，因此，对生活经历的记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历史的记忆、历史的遗忘(有意和无意)、历史对过去事件的对立解释、历史的政治操纵等也都归入记忆史研究的行列。记忆史还研究“记忆的载体”，如档案和博物馆、历史性建筑、书籍、影像材料等。这种记忆的广谱化，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但它的不确定性也使得“记忆史”自身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记忆的泛化遭到许多专家的诟病，他们批判“记忆的滥用”、(38)“纠缠”(39)和“误用”。(40)

　　法国记忆史的研究路径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反思性。记忆研究基本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人们记住了什么？”二是“这是谁的记忆？”依照记忆的特征，记忆是有个性的，可以反映个体的身份。记忆的内容与个体的感觉、价值判断和语言表达相联系。同时，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个体身份的坐标。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记忆，人就不能辨认自己，人也就不再存在了”。(41)因此从“记住什么”(记忆内容)入手，就可最终认识“记忆属于谁”(认识主体的身份和本质)。但是，要通过“什么”达到认识“谁”的目的，还必须了解记忆的内容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即回忆的方式问题。有些回忆是自然涌现的，如触景生情，有些回忆是人们刻意去追寻的，有些记忆内容自然遗忘，而有些记忆内容，人们有意将它埋在记忆深处，甚至努力将之遗忘，这种表达方式也是记忆主体身份的体现。因此，记忆史研究从记忆的具体内容出发，通过观察它们的呈现方式，最后去认识记忆主体的本质和属性，即认识主体的身份(identité)。这就是法国哲学家李科所称的反思性(réflexif)方式。(42)

　　这方面较为典型的范例就是法国史学家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对发生在16世纪的一次葡萄牙与摩洛哥战争的记忆研究。(43)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与摩洛哥被废黜的国王联手发动对摩洛哥在位国王的进攻，史称“三王之战”。战争只持续了一天，结果葡萄牙惨败，三王或死亡或下落不明。战争的失败使葡萄牙失去了国王，也失去了贵族精英(几乎所有的贵族均参加了战争，伤亡惨重)，还丧失了军队，它向北非和大西洋以外世界的扩张受挫，甚至数年后，葡萄牙被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吞并。而摩洛哥却因此强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通过研究这一事件如何逐渐融入两国的民族记忆中，吕赛特·瓦朗西揭示出该历史事件在战胜国和战败国所产生的不同记忆。该事件在摩洛哥的记忆中埋藏得很深，相关资料也较为少见。一直到1956年摩洛哥重新独立后，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此事件才被重新忆起，对该事件的纪念也逐渐制度化。在葡萄牙，巨大的战争创伤首先给全民族带来极大的悲伤，然后人们开始有意抑制和隐瞒这段痛苦的记忆，起初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几乎仅见于周边国家，由于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文献均未译成葡萄牙文，这种沉默一直维持了近30年。此后人们才愿意通过重拾回忆来舔平伤口。由于葡萄牙人从来没有亲眼见到塞巴斯蒂安的尸体，因此围绕着这位国王的生死产生了许多传说，人们期待这位国王的回归并希望这位国王最终成为葡萄牙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记忆成为葡萄牙人的一种身份认同。可见，记忆史研究抛弃机械的因果分析方式，采用人类学、民族志学的研究方法，关注的重点放在能够使个人迅速融入社会和集体层面的一些因素，如语言、意识、情感、感官和文化等。

　　2.追寻痕迹。记忆史研究从凝聚着记忆的事件、地点、人物、仪式、群体入手，重点考察这些对象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着眼点不是这些对象本身的真伪和意义，而是这些真伪和意义形成的历史轨迹，尤其是研究历史事件被集体记忆操纵、调整和修改的进程。我们可以以乔治·迪比的《布维纳的星期天》(44)为例略加展开。该书出版于1973年，远早于法国记忆史成型时期，但它之所以被视为记忆史的开山之作(45)是由于该书的第三篇章“传奇演变”(Légendaire)。该书关注的是法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役“布维纳之战”，在1214年7月27日星期天这个不该打仗的日子里(星期天为主日，基督徒应该休息)，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被迫与被革除教籍的德意志皇帝奥托四世及其联军在弗兰德尔地区的布维纳桥边(马克河畔)进行了一场战役，结果奥托四世落荒而逃，联军中有多名大贵族被俘，与奥托四世结盟的英王失地者约翰放弃了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腓力二世由此巩固了已获得的领土，提升了王权的地位。

　　迪比在该书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这场战役对民族记忆演变的影响。首先，迪比分析了“布维纳之战”神话的形成，这场战役通过13世纪僧侣和编年史作家的描绘，成为“善”战胜“恶”、“上帝战胜魔鬼”的象征，并且逐渐夸大为法国军队以一当十，甚至以一挡百的胜利。然后，迪比指出，14世纪，此战役逐渐被人遗忘，而从17世纪开始，此战役再次浮出水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基佐到魏刚，战役得到不同的解读，最后该战役被赋予民族胜利的意义，成为法国人第一次战胜德国人的战役。在民族情感上，它变得比贞德更重要。1945年以后，这次战争的记忆又一次消失，因为欧洲需要和谐，并在走向一体化，德国不再成为敌人。

　　勒高夫在分析迪比的研究方法时指出，迪比“首先将此事件看作冰山一角，然后，他用社会学的方法审视这场战役及其留下的记忆，通过考察对事件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他追踪了该记忆在整体精神重现运动中的命运”。(46)乔治·迪比在1984年该书的再版前言中也总结了他这部分的分析：“我的任务是观察一个事件如何被建构和解构的，因为归根结底，该事件仅仅以人们叙述的方式而存在，因为确切地说该事件是被那些将事件更名后进行散布的人制造出来的；因此，我研究的是关于布维纳回忆的历史，是该事件被人们想方设法逐渐扭曲的历史(很少是无辜的)，是记忆和遗忘的历史。”(47)这样的方法决定了记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件和人物史的研究方面，这是自法国年鉴学派之后法国史学的重要转向。

　　3.回溯法(méthode rétrospective)。记忆史研究以现实关怀为立足点，公开地以现代问题为出发点，追溯以往，以满足现代人的现代要求。亨利·卢索(Henri Rousso)1987对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所作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48)有人认为该著作的问世是“法国记忆史确立”的“决定性阶段”。(49)20世纪70年代，法国出现了对抵抗运动神话的反思。根据这一神话，维希政权是法国一小撮投降派建立的，他们是纳粹德国的应声虫和合作者，法国大部分人站在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抵抗运动一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才是法国的正统政权，抵抗运动是正统法国的延续，维希政权是不值一提的插曲。然而，70年代，这种神话被修正派戳穿，新的观点认为，最初大部分法国人支持维希政权，维希政权的一些措施也不完全是出于德国方面的压力，甚至在反犹方面也是如此，维希政权其实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保守势力和新法西斯派力量的延续。因此，这种观点在法国社会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卢索的著作并不介入这种非黑即白、孰是孰非的讨论，而是用非常冷静的态度，从现实问题出发，回溯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作者依据1945年以来大量与维希政权相关的“再现”材料(如报刊、文学和史学作品、电影和电视等)，分析了法国1945年以来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最初为“哀伤”期(1944-1954)，主要表现为起诉“合作者”和戴高乐倡导民族和解；第二阶段为“记忆抑制”期(1954-1971)，法国人希望告别痛苦的过去，他们接受了戴高乐所营造的抵抗运动的神话；第三阶段为“明镜破碎”期(1971-1974)，1971年纪录片《悲伤与怜悯》上映和蓬皮杜总统对“合作分子”图维埃特赦所引起的争论打破了平静，使维希记忆再次涌现；最后为“记忆困扰”期(1974年以后)，犹太人的记忆被唤醒，教会和法国国家公务员在维希时期的作用也受到责难。通过回溯，作者发现法国人关于维希时期的集体记忆始终是受现时需要支配的。类似的研究还有关于共产党的集体记忆，(50)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集体记忆，(5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者的记忆，(52)被赶出大学校门的犹太人的记忆，(53)等等。从这方面来看，记忆史研究始终以近现代史为主，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记忆场所》：在历史和记忆之间

　　提到法国记忆史，不能不提到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鸿篇巨作《记忆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法国近年来论述法国史学研究流派的著作，在提及法国记忆史时，均以此书为例进行剖析。(54)该书可以说是近20年来法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之一，引起众多史学家的关注和评论。(55)它与记忆史共同成长的学术历程、它的理论特色、它所代表的研究范式都值得我们近距离观察。

　　该书主编皮埃尔·诺拉与出版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本人是法国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的编辑，同时也是法国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争鸣》(Le Débat)的主编。他在学术圈也颇有影响，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顶梁柱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起，皮埃尔·诺拉开始对年鉴学派历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他本人是年鉴学派史学家的朋友，但在史学思想上却始终与年鉴学派保持着距离。他在1971年初与伽利玛出版社合作编辑了“历史丛库”(Les bibliothèdes histoires，法语的“历史”一词采用复数形式)，在这里他显然不同意年鉴学派“总体史”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应该是复数的和小写的。1980年，他和马赛尔·高赛(Marcel Gauchet)共同创办了《争鸣》杂志，杂志经常发表与年鉴学派观点相左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初，登载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叙事的复兴》(Retour au récit)和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r)的《符号、轨迹和线索：表征范式之根》(Signes，traces，pistes.Racines d'un paradigme de l'indice)，为叙述史和微观史学正名，开启了质疑年鉴派史学的先河。

　　1976年，皮埃尔·诺拉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负责人，因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他将“记忆场所”这一概念(56)引入历史研究之中，构思和酝酿新的研究方向。1977年，他与法国心理学家让—贝尔特朗·蓬塔利斯(Jean-Bertrand Pontalis)进行了一次交谈，这次交谈以《历史学家的记忆，历史学的记忆》为题发表，在回答让—贝尔特朗·蓬塔利斯“当今历史学家的设想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诺拉认为历史学家要“将记忆从昏睡中驱赶出来，将维护和保持社会永恒所需要的想象力激发出来”。(57)如前所述，1978年，皮埃尔·诺拉为《新史学》撰写“集体记忆”词条，除了公开提出“集体记忆的分析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致力于与时代同行的历史学的先锋”以外，(58)还提到了记忆的“场所”，第一次表述了“记忆场所”的概念。据其所述，在1978年和1979年间，他萌发了请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共同出版一套有关民族记忆“场所”(les lieux)丛书的计划。(59)从1978年至1981年，他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主持定期研讨会，参与研讨的专家成为这部著作的中坚力量。他原计划主编四卷。1984年，《记忆场所》第一卷《共和国》(La République)出版，立即受到史学界和公众的欢迎。该书的第二部分取名为《民族》(La Nation)，计划出两卷，但由于选题和内容太多，1986年出版时增加为三卷。1992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统一多元的法兰西》(Les France)，又是三卷，而且比起第二部分的三卷来，篇幅更大，内容更丰富。《记忆场所》全书最终出齐时为七卷本，共6000多页，该书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汇总。

　　参与编写的历史学家所擅长的领域涵盖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等。其中既有现当代史专家，也有古代中世纪史专家。他们的治史方法、史学观点和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既有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领军人物，也有代表法国史学新趋向的“记忆史”和“表征史”研究的新锐，还有坚持以经济社会为主轴研究历史的资深学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跨学科的专家。全书采用条目式的写作方法，每人负责撰写自己的条目，因此难免各行其是，良莠不齐。然而，皮埃尔·诺拉和他的核心团队在其中起到了中坚作用，他们的组织协调工作保证了著作总体上在方法论、设计目标和行文风格上的总体一致性。皮埃尔·诺拉除了承担组织调度工作、确定总体问题、选择关键条目外，还直接撰写了六个条目以及全书各章节的序跋和过渡段落，在核心概念的定义上以及全书的思考、目标和关联的定位上起了重要作用。(60)皮埃尔·诺拉有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辅佐，如高赛、莫娜·奥佐夫、孚雷、波米扬等人，他们大多来自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全国科研中心(CNRS)和政治研究机构，而非出自大学。

　　我们注意到，大部分的评论者都提到皮埃尔·诺拉在该书第一卷所表达的初衷在最后一卷出版时发生了“变调”：本来想通过碎化的和独立的“记忆场所”研究来破除民族神话，颠覆神圣化的法国史，对抗纪念式的历史，但到头来，仍然没有逃脱“民族”的魔咒，“记忆场所”成了民族遗产，受到全民族的追捧，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所”演变为真正的整体法国史。试图破除纪念式神话的《记忆场所》，反倒使得自己成了纪念式的神话，成了史学丰碑。总之，是从反拉维斯走向新拉维斯。不过，仔细阅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悖论有其内在的逻辑，作者最初的动机、他的设计、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无不为这样的结局预先作了铺垫。

　　皮埃尔·诺拉在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记忆场所的研究位于两大运动的交叉点上，这两大运动赋予了这一研究以地位和意义。一方面是纯粹历史学的运动：历史学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时刻；另一方面是历史进程：记忆传统的终结。”(61)他宣告“历史—记忆”联合体的终结，即记忆与历史决裂，以及传统史学(几乎和“历史—记忆”联合体是同义词)走向没落。由此他还提出了“记忆被历史绑架”的观点。他承认，“记忆场所”的概念完全出于“一种失落感，由此带有对已逝事物的怀旧的印记”。(62)在大量使用“终结”(fin)、“变化”(mutation，changement)和“不再”(ne plus)这些字眼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民族情感失落的担忧：

　　民族不再是框定集体意识的统一框架。它的定义也不再引起争论，遗留的问题已由和平、繁荣和国土削减而得以解决。它所受到的威胁就是没有了任何威胁。随着“社会”替代了“民族”，由“过去”和“历史”决定的正统性让位于由“未来”决定的正统性。“过去”，人们只能认识它、尊敬它；“民族”，人们为它服务；而“未来”，需要人们去准备。三大名称各司其职。民族不再需要为之奋斗，它已经是既成事实；历史变成了社会科学；而记忆纯粹是个人现象。民族记忆由此成了“历史—记忆”联合体的最后体现。(63)因此，主编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仍然不忘拯救“民族记忆”，通过“记忆场所”研究，留住“残存”的民族记忆，找回正在失去的记忆，找回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主编者将全书结构划分为三大部分：共和国、民族、法兰西。其核心仍然是民族，共和国是民族的现代形式，法兰西则是民族的缔造者。

　　本书的核心概念“记忆场所”也随着主编者日益明显地强化民族身份认同而发生了变化。当然，“记忆场所”的最初酝酿已经表现出它试图揭示主体“身份”的发展趋势。皮埃尔·诺拉对“记忆场所”的第一次清晰表达是在1978年他为《新史学》撰写的“集体记忆”词条中。他写道：集体记忆的研究应该从“场所”(lieux)出发，这些场所是社会(不论是何种社会)、民族、家庭、种族、政党自愿寄放它们记忆内容的地方，是作为它们人格必要组成部分而可以找寻到它们记忆的地方，这些场所可以具有地名意义，如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也可以具有纪念性建筑的属性，如墓地或建筑物；也可以带有象征意义，如纪念性活动、朝圣活动、周年庆典或各种标志物；也具有功能属性，如教材、自传作品、协会等。这些场所都有它们的历史。(64)

　　而且，他马上意识到：“进行这样的历史研究很快会改变词语的方向，从召唤场所的记忆转向召唤真正的记忆场所：国家、社会和政治集团、具有共同历史经历的共同体……”(65)作者已经直接把国家和民族认定为“记忆的场所”，并认为这才是集体记忆研究最终指向的目标。如此，我们在《记忆场所》第三部分的序言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就不会觉得惊讶了：“用众多记忆场所来分解法国，就是将整个法国打造成为单一的记忆场所”。(66)

　　皮埃尔·诺拉在1984年出版的《记忆场所》第一卷序言中对核心概念“记忆场所”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对可以确定为“记忆场所”的事物重新划分为三类：物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67)它们成为“记忆的场所”是“记忆”和“历史”双重影响的结果，它不是记忆本身，也不属于历史，它处在记忆和历史之间。它要成为“记忆场所”，首先要有“记忆的意愿”，(68)这些“场所”由记忆“凝聚”而成，记忆“寓身”其中，(69)但记忆不是自发的，记忆的凝聚不是自然的行动，“人们必须创设档案、维持周年庆、组织庆祝活动、致悼词、公证契约等”。(70)同时“记忆场所”的形成也必须有历史、时间和变化的介入。(71)历史通过对记忆的“歪曲、转变、塑造和固化”，造就了寓有记忆的“场所”。(72)因此，“记忆场所”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被完全遗忘的事物，它们是记忆的“残余”，“是没有仪式的社会中的仪式，是去神圣化社会中的神圣之物”，它们就如“记忆之海退潮时海滩上的贝壳，不完全是活的，也不完全是死的”。(73)“由于不再有记忆的环境(milieux de Mémoire)，所以才有了记忆场所。”(74)皮埃尔·诺拉举例说，“共和历”之所以成为“记忆场所”是由于“共和历”最终被终止了，如果它像“格里高利历”那样能延续到今天，它就不可能成为“记忆场所”，然而，它又没有完全消亡，法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仍然与它紧密相连，如葡月、热月和雾月等。在第一卷《共和国》中，我们看到了精彩纷呈的“记忆场所”，其中既有象征物，如三色旗、共和历等；也有功能性的事物，如儿童读物《两个小孩周游法国》、《教育词典》等；还有名副其实的地点或场所，如先贤祠；还有不少纪念活动，如7月14日法国国庆日等。

　　时隔两年，该书的《民族》卷出版。“民族”是比“共和国”时间更长、内涵更丰富、底蕴更深的概念。“记忆场所”的范围和入选标准由此也进一步扩大了，它们需要一定的“系统性和层次性”。(75)因此，它又被细分为三大部分：非物质的、物质的和理念的。“记忆的场所”扩展到与民族相联系的所有参照物，如领土和疆域，法典，帝王居住和加冕之地，在民族形成中起巨大作用的历史学、物质遗产、风景等。不过，在方法论上，该书一如既往地通过揭示这些“记忆场所”的记忆痕迹，来透视法兰西民族的特性，即通过分析群体意识和群体无意识现象，彰显意识主体的本质。在概念扩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让读者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条目。

　　其中一个条目为“士兵沙文”。众所周知，“沙文主义”一词来源于拿破仑军队中的一位士兵沙文。然而作者经过抽丝剥茧地考证以后，发现这位“士兵沙文”是虚无之人。那么这位虚无之人又如何成为一种流行很广的意识形态的来源呢？其中存在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如词典作者的学生搞恶作剧，沙文成为戏剧人物，沙文得到官方认可等，但作者从中看到，“士兵沙文”最后被塑造成“士兵加农夫”的形象是他得以流行的关键。源自古罗马理想公民观的“士兵加农夫”，同样被法兰西民族所接受，被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政府所接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最终被唾弃。另一条目为“街名”，作者通过考察法国街名命名体系的变化，指出法国街名命名随王权和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而得以纯净化和统一化，采用了人名、历史事件名为主的命名体系，也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体系，而这种以全国名人为主的命名体系，反映了法国对个人成就和荣耀的重视。同时根据对人名命名街道的统计和分析，发现以政治人物命名的街道不仅所占比例多，而且占据了城市的主干道，由此揭示出法国作为政治民族的特性。

　　还值得一提的条目是“拜访大文豪”，作者发现近代法国作家中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年轻作家往往会去拜访一些功成名就的大作家，而且这种拜访随后形成拜访者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这种拜访甚至形成了完整的链接，例如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拜访勒南(《勒南家八日》，1888年)、科克托(Jean Cocteau)拜访巴雷斯(《造访巴雷斯》或《被糟蹋的婚礼》，1921年)、莫利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拜访科克托(《幻想十日》)等。作者对这种社会实践进行了“考古”，指出这种实践源于作家作为自由独立个体的存在，并为社会所尊重。同时作者还分析了“访问空间”，即文学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转换，人们先从对文豪作品的想象和思考转到与文豪的真实会面，而后又回归到文学空间，文豪成为拜访者文学创作的依托。等到新媒体(如电视采访)出现以后，这种拜访就成了“记忆场所”了。作者认为，对“拜访大文豪”的研究就是要探究法兰西民族与它的知识祖辈之间的关系，他把“拜访”称之为“大文豪镜子中的法兰西”。(76)

　　最后，《统一多元的法兰西》出版，全书大功告成。而此时“记忆场所”概念需要进一步扩展。作者不怕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他认为，“它们的不确定性不会阻碍它们结出丰硕成果，其判断标准是它们的实际运用，它们的模糊性可以成为它们的力量之源”。(77)作者承认，“不可能处理所有法国的记忆场所，因为此书不是百科全书，也不是词典。”但他坚持，“在既定的框架内，必须讲究系统性和连贯性”。他提到，大部分明显的“记忆场所”已经提供出来，而“现在需要构建”记忆场所了。(78)它们是不是“记忆场所”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够赋予记忆场所以意义，它们能够成为记忆场所，是因为这些“场所”能“说出比它们本身更多的东西”。(79)于是，“记忆场所”涵盖了法兰西国家的所有象征物和一切能表现法兰西特性的对立统一：民歌、民间故事、谚语、卢瓦尔河畔的城堡、巴黎和外省的关系、共产主义与戴高乐主义的关系等，记忆场所几乎涉及法兰西的方方面面。于是，《记忆场所》就成了一部新的法国通史，只不过是完全另类的法国通史，作者称之为“第二层次”的法国史。何谓第二层次的历史？作者指出，这种历史着眼的“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这些因素的效应；不是记忆的行为，也不是纪念活动本身，而是这些行动的痕迹以及这些纪念活动的手法；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们在时间上的构建、其意义的淡化和浮现；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它们不断地被利用、使用和滥用，是它们不断施加在现实上的倾向；不是传统，而是传统形成和传承的方式。简言之，不是再生，不是重建，甚至不是重现，而是回忆。”(80)从这层意义上说，这就是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表征史和象征史。

　　作者本想在神圣化的历史和强迫性的记忆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即将记忆当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以解构神圣化的历史。但最终的结局仍然是回到了原点，历史以新的形式继续为民族神话服务。历史学家仍然无法摆脱“民族”的权杖。因此，该书也被许多评论家批评为“新拉维斯主义”。除此之外，作者也表现出操弄记忆的迹象，如最有理由成为“记忆场所”的拿破仑及波拿巴主义却不见踪影了(唯一条目为“骨灰回归”)，宗教所占的地位与它的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等。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它所展现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术视野，不能否认它对法国20世纪90年代史学进步的推动作用，不能否认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此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第一卷刚出版就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好评，然后才有后面两部分的扩容。该书还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追捧，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记忆场所”概念迅速流行，1993年被收入《大罗贝尔词典》(Le Grand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aise)。人们甚至开始谈论“统一欧洲的记忆场所”，(81)谈论“德国的记忆场所”。(82)笔者忽然想到，中国呢？中国是否也能梳理出自己的“记忆场所”，并通过对这些场所的解读来更透彻地了解我们自己？或许那时我们也可以如皮埃尔·诺拉那样豪情满怀地说，我们“将这些‘记忆场所’变成了我的法兰西，变成了每个人的法兰西，变成了所有人的法兰西”。(83)(将法兰西改成中国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