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历史记忆的“自白书”

贵师大中文系七七级十年推出三部《我们七七级》回忆文集——

剖析历史记忆的“自白书”

　　《我们七七级》主编向省文史馆、省图书馆赠书。

　　《我们七七级·三》书封。

　　一百零五位年龄不等的青年，从炸油条、挣工分、打群架、压模板等生活现场走进了考场，学成后在一夜之间变身为“天之骄子”。他们参加的是贵州省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高考，最终成为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个人命运也随之迎来了“戏剧化”的转折。在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号称“一百单五将”的他们将昔日的记忆结集为《我们七七级·3》出版。该书是《我们七七级》的第三辑，这部书自二零零八年正式开始编辑，十年间连续出版的三部书，收录了八十余位同学的一百九十多篇散文，总计一百三十余万言。这在贵州是首例，在全国也无先例。何光渝先生评价说，该书是七七级剖析自己的历史记忆，留给后人的“自白书”。

　　12月21日，省文史馆为此举行了“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暨《我们七七级》书评座谈会”。贵师大中文系七七级代表、省文史馆专家学者，各自以“七七级”的亲历者、兄长、受益于“七七级”的后学等角度发言，论述恢复高考的历史意义，倡议各尽所能将“恢复高考、改革开放”这扇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门，推得更开一些。

　　不可复制的七七级有着贵州特色

　　有数据显示：恢复高考四十年来，全国共招录了八千多万大学生。但普遍认为，七七级是不可复制的。这一年，停废了十二年的高考考场重开，五百七十多万考生有二十七万得以入学，4.8%的录取率为四十年间最低。

　　七七级的不可复制性，在何光渝先生看来是“涌现了中国社科领域大部分的知识精英”。这份名单里有邓晓芒、陈嘉映、刘小枫……何老师的弟弟何光沪先生也是在这年入学，此后成为著名哲学宗教领域的教授。“我弟这批七七级的大学生从文革走出来，通过高考的门槛走向了大学铺就的康庄大道。个人命运的转折，使得他们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担当意识。”无缘“大学梦”的何光渝不由得感慨：“这使得我虽只比我弟大五岁，但我俩却好似活成了两代人。”

　　“只有他们七七级，才敢说自己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北大中文系七九级出身的朱伟华教授从《我们七七级》中读出了师兄师姐们的“不可复制性”：体现历史使命感的凝聚力。她说了自己班级的故事：“我们班五十多位同学，毕业后大多留在了北京。前几年进入到以‘十年一大庆’的纪念周期，外地的同学纷纷入京相聚。结果连像样的记录也没人做，出纪念文集的事也只停留在口头上。”她的结论是，七七级出自首届恢复高考的考生，他们有着强烈的“长子意识”，有着长子般的责任与担当。

　　现为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的王进，自言是受教于“七七级”的后学。他从《我们七七级》三集中，读出了“七七级的贵州地域特点”。他说，一九七七年首次恢复高考是各省自行命题招考，全国并非统一考试。以至于各省的高校，生源多来自于本省，贵州省也不例外。“生活、学习、工作在贵州，他们的高考记忆就带有区别于他省的本地味道。读他们的高考回忆文章，有着一种与己相关的亲切感。这和读邓晓芒、易中天他们的文章感觉完全不同。”

　　贵师大中文系七七级，体现了怎样的贵州地域特色？姚钟伍先生是贵师大中文系七七级的“班长”，同学们口中的“班头”，同时也是《我们七七级》的主编。用他的话说：“我们中文系七七级，是贵师大建校以来最具特色的一届。”他从六个方面作了归纳：唯一一届冬季高考、春季入学、春季毕业的大学生；母校建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班。由于学生多，文科教学楼内找不到可以容纳一百零五位学生的教室，中文系七七级成为唯一在办公楼大会议室上课的班级；班级同学差异极大，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四岁；学历上既有老三届也有初中未毕业的，经历上入学前从事工、农、兵、学、商的皆有；录取分数线分高龄考生和低龄考生分别录取，且高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比低龄考生高出六十分，这在共和国高校招生史上是唯一一次；七七级是首批学士学位的获得者。

　　“这些特色、唯一，使得我们所经历的，前人未曾经历；我们所知晓的，后人未必知晓。记忆是历史的写真，也是历史的证词。我们编《我们七七级》第一辑时，定位是‘写给自己的书’，出到第三辑了，自觉这也是‘留给后人的书’。”该书执行主编谢赤樱说。他提到，编书的十年时间里，书中不少同学的名字上都永恒地画上了黑色的方框，“这让我们有一种紧迫感，一定要加快记忆和书写的速度，给后人留下一点什么。记忆是历史，若流传便是未来。”

　　一人之史可补史之阙、详史之略

　　当点滴记忆涓流成三部《我们七七级》，该以怎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三书？

　　“从文学的角度，这是三部纪实性散文；从史料学的角度，这又是文史资料集。作者通过回忆，记录了七七级前后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件，描绘了自身在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前后的喜怒哀乐，讲述了各自的人生经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史料。”在“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岗位上退休的姚钟伍先生说。

　　贵师大历史系七七级出身的史学家林建曾先生评价该书说，“作者用真善美的笔调，写出了我们的生活、时代场景。”朱伟华教授则觉得，《我们七七级》的撰文角度，在诸多纪念回忆性质的文集中很独特。“大家在文章中，说的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呈现的便是最真的、最有趣的、最有意思的文字。这些文字有着特别丰富的细节，而这样的细节只能出现在老友、亲人间的日常谈话中，极少在书中出现。集结成册后，各位作者的各种经历互相印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记忆若不能形成文字，就不是历史。这部书的作者，坦率地面向自己记忆的历史，把自己‘解剖’开来给大家看，是一份留给后人的‘自白书’。”何光渝先生说，他倡议大家都来写一人之史，一家之史。

　　“一人之史，一家之史，可与正史相参证”。文史学者厐思纯老师引用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的观念，认为《我们七七级》里极富“历史画面感”的个人记忆，恰恰是大历史最容易遗漏的部分，“因而可以补史之阙、详史之略。”

　　汇集诸多“一人之史”的《我们七七级》，在学者们看来具有多重解读意义以及现实价值。

　　考古学家梁太鹤先生是四川大学考古系七八级学生，他说，七八级一直将七七级视为学长和榜样，七七级人身上有着难能可贵的做学问的传统学风。“在新时代，如何将传统学风传承下去？”

　　“《我们七七级》的细节里，既有良好的传统学风，也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实价值观。这值得现在的学子学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顾雪松教授尝试在课堂上，让学生们传阅《我们七七级》的书，“很多学生从中受到了洗礼。”

　　七七级的孟志钢先生曾担任《我们七七级》的特约编辑，带两位年轻编辑一起审稿。“起初，他们是抱着猎奇的心理看待那段历史记忆的。深入进去后，心态就变了，他们会说：原来你们七七级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活生生的七七级，也从中见到了自己。”

　　王进老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说“人才选拔制度会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从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说起，历数不同朝代的科举制度变革，在这一背景下，他认为“恢复高考与改革开放是互为表里，相互助推的关系”，他建议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带给国家民族的深刻变化。

　　省文史馆馆长顾久从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四扇大门”说起，来评价恢复高考的价值。他说：晚清张之洞兴洋务，发展工业，从物质的角度为中国的历史推开了第一扇大门；支持变法的李端棻，从制度改革入手推开了第二扇大门；五四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从文化的层面试图推开第三扇大门；一九七七恢复高考以及次年的改革开放，则为我们民族推开了带来根本变革的第四扇大门。这扇大门开启后，标志着我们“站起来”后，迈入了“富起来”以及“强起来”的新征程。记者郑文丰 文/图